盱眙的宣化寺探源
史玉明
缘 起
青灯横斜，古巷迤逦。宣化禅寺——这座从尘世烟火中飘逸而来的千年古刹，是盱眙城内仅存的一座寺庙，也是县内佛教信徒心中圣洁清净的祥和之地。受宣化禅寺住持昌相法师之托，约余撰写《宣化禅寺志》，闻之惊诧。就记闻言，县级地方佛教寺院史志极为鲜见。方志一般简略记载地方寺院景观建造存毁，尚且挂漏，况县内寺院经“十年浩劫”，余存无几，更无脉络可寻，撰写《宣化禅寺志》，难于蜀道行。法师毕业于扬州佛学院，精佛理擅书画，与余相交十余年，于佛于情皆难推辞。若惊之余，惟合十道一声“阿弥陀佛”，答应对宣化禅寺的前世今生作一番探究，这毕竟也是家乡盱眙的历史文化遗存和人文景观之一。
宣化禅寺曾经的璀璨和尴尬，已如春水无痕，只能在尘封的史海中寻觅其过往的风帆和浪花。然而，拂去历史的尘埃才发现有关其记载极少，仅寥寥数语，不及六十字，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唯有将其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结合寺院碑文残迹和历代长老们的口述回忆记录、传闻等资料，来以面找点，以点接面。如此落笔难度虽大且有浅显之嫌，但这并不妨碍推理复盘，因为历史是可以反证的。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每个人都不得不见证历史、改变历史，也都在被历史所改变。
说到宣化禅寺必然要提到佛教，而佛教并非本土宗教信仰。其诞生于公元前六世纪之前，由古印度王子释迦牟尼（又称佛陀）三十五岁时创立，其宗旨是教人了知宇宙、人生之真相，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悟道成佛。
两汉之际，汉武帝征服匈奴打通西域之门后，诞生于南亚古印度的浮屠梵音，伴随着丝绸之路的驼铃声踏响了中原大地，也叩开了盱眙这座千年古城的大门，成为很多民众的一种信仰，佛堂、草庵、寺院、庙宇如雨后春笋，渐次林立，大唐尤甚。
据现存清康熙、乾隆、光绪、同治四朝《盱眙县志》统计，汉唐以来，记入盱眙地方史册的寺院、庵堂六十四座，其中寺院三十七座，庵堂二十七座。随着岁月的流转跌宕，这些寺院、庵堂多毁于人祸天灾，名存实亡，乃至遗迹无痕，可谓“多少楼台烟雨中”，惟历经磨难而香火未泯者，宣化禅寺也。
从史料和碑文及历代长老传闻综合来看：宣化禅寺始建于唐玄宗年间，初名“天台寺”，明朝重建改名“观音寺”，清朝重修易名“大安寺”，清末与双泉寺、泗洲城隍庙遗存合并称“贞孝善堂”，民国时期称为“习艺善堂”，俗称“大庵”。
公元一九九九年重建时更名“宣化禅寺”，意为“宣扬释迦教法、度化有情众生”，同时寓意寺院坐落于千年古城之宣化坊的宣化老街，民间通称“宣化寺”（以下皆用通称）。
一、福地肇基
“天下名山僧占半”。大凡古代庙宇、道观都是选建在依山傍水、钟灵秀吉的福地，即古人所说的“集地域山川之精、运周天四维之气”的风水宝地，其势必群山依依、流水弯弯、山岭回环、草茂林盛、景色优美。
宣化寺开运肇基之时，据县志所载，正是在这一方钟灵毓秀的福地，即古盱城之浩湾东岸的蛤蜊霸边。当年，是谁在此修建了这座寺庙呢？史无记载。
幸运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重建宣化寺大殿时出土了唐宋残碑。有碑断三截，风化剥落严重，依稀可辨“况慰、建庵、诸檀、鸠成、胜地、宝坊、延僧上座、命澄皈依法门、法名真仁”等字迹，结合寺院长老回忆记录与历代传闻分析，其大意为：“唐玄宗时期（具体年代无考），有一位浙江天台的云游僧人，游经盱城，见盱城景色层峦叠嶂而驻足，感叹竟有如此山明水秀之胜地。至天台山，见其于城内群峰之中兀立而出，山上更是苍松翠柏，茂林修竹，郁郁葱葱，山虽有势，却可缓行至顶，一览淮河之秀美。僧人流连忘返，感曰此实修行之地，故于此建庵修行”。此当为宣化寺开运肇基之始也。建庵修行，想来就是一个茅屋而已。至于云游僧人的法名佛号、俗姓名讳、宗派传承，碑文残缺难辨，史无踪迹可考，姑且称为“天台僧”。但从残碑的“延僧上座、命澄皈依法门、法名真仁”等字迹来看，这块碑应该是在天台僧往生之后所立。立碑之人可能就是这位俗名叫“澄”、法名“真仁”的和尚，他应该是天台寺发展初期的二世祖或三世祖，即天台僧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从“命澄皈依法门”一语可以看出，俗名“澄”字前面未冠姓氏，可见碑文也应该为“澄”本人所撰。
能够为前辈树碑立传，说明“真仁和尚”住持寺院时期，天台寺经过两三代人几十年的努力已成规模。真仁和尚为了纪念和记住开山祖师的功德，以及自己皈依佛门从师学佛的经历，故勒石立碑，以存永记。
为何早期称“天台寺”，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因为僧人是浙江天台人，二是结庐在盱城境内的天台山麓，两者兼而有之。“天台寺”应该是本土信众对早期草庐的尊称，或是经扩建成规模后的称谓，而非当初结庐时的名称。
佛曰“五蕴皆空”，琼楼仙阁皆在真幻之间。结庐之始，法名不彰，茅庐虽小，源可滥觞，复有残碑佐证，亦是因缘际会，实为难得。
《康熙·盱眙县志》记载，此寺“在治西浩湾河东岸的蛤蜊霸边”，而今天的宣化寺周边并无河流、水霸（坝）等，细心的读者不仅会问：往事千年，今之宣化寺还是当初的天台寺所在吗？答案是肯定的，仍存于原址。
《乾隆· 盱眙县志》引明万历李志可以佐证，“今之东北门，旧名庆仙门，今称山口门，其大南门在蛤蜊霸，由县治西行南折而出，今呼为十字街者，谓之小南门，余皆无迹可考。”其中的“十字街”和“小南门”遗迹犹在，而《光绪·盱眙县志稿》中的盱城地图，“大庵”就标注在十字街小南门旁边。
《光绪·盱眙县志稿》故盱城地图
至于蛤蜊霸与浩湾何在？《康熙·盱眙县志》载：“三霸，在县西北，今废，昔时三霸人民最稠，今多半在河，身不可辨也，旧说中霸，即今蛤蜊霸，又下霸名望金桥 ”。
据古盱城地图地形结合今天的山水走势看，其时县治周边雨水、山水、洪水分流走向为：东北方从雾涧（涧沟渡）经三星桥、丰登桥流经内、外城河后入淮河，西南方则从浩湾绕经宝积门自南大沟入淮河。“浩湾”意为水道弯曲、水流湍急跌宕的山涧水溪（如涧沟渡），而符合“浩湾”形制走势的就是今天的“斩龙涧”。
旧时斩龙涧上至中霸（今雷达站大路上方），东南接天台山，西连上龟山，东西两条山道自中霸起沿“浩湾”两侧蜿蜒向西经龙山寺至玻璃门，向西北经宝积门入下霸居民区。
《光绪·盱眙县志稿》县治图
宣化寺始建于唐玄宗时期，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四十四年，自其登基算起，距今已一千三百零八年。其所处的地貌，康熙年间就已面目全非，而且斩龙涧经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山采石，毁坏严重，早已时过境迁。昔日的浩湾、水霸虽无踪影，但水势山形的遗痕依然见证着千年古刹的旧址。
宣化寺地理环境极佳，位于城中，居高临下，动静相宜。背倚天台，面眺长淮，苍藤匝璧，翠柏盈门。出寺门左行百余米即为蛤蜊霸（大南门遗址），举目远眺，斩龙涧、山城市场、高楼大厦尽收眼底；右行百余米即古之小南门，过马路与百年学府为邻，钟声、读书声飘于云外闻于林中；出山门直行二百余米为第一山公园，其山风景秀美、文蕴醇厚，近可观芸芸众生，花开花落；远可眺大千世界，水天空濛，乃怀古、怡情、揽胜、逸思皆宜的绝胜佳境。
公元二000年始，宣化寺法门广开，声名远播，为城中唯一香火鼎盛、信徒众多之寺院，也是城内仅有的一座清净善修的人文景观。
二、浮世囧途
花开花谢，世事无常，不外乎缘起缘灭。但从世俗的角度看，宣化寺的兴衰沉浮无疑是浮世囧途，印证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的禅机。
“大安寺，在浩湾河岸，建自唐代，久废，弘治十一年僧德显重建，万历六年僧承智、康熙十三年僧永言重修。”《乾隆·盱眙县志》
“大安寺，治西，乾隆志在浩湾河岸，唐时建久废，明弘治十一年，寺僧德显重建，万历六年承智、康熙十三年寺僧永言均重修葺。”《光绪·盱眙县志稿》
上引两段史料，是关于宣化寺最详细的记载，内容大同小异，各自不足六十字。咀嚼之下，信息量虽大，却也凸显诸多疑问。
宣化寺自建寺到明朝弘治十一年重建，其间历经七百八十余年（712—1498年），经过中晚唐、五代十国和宋元明初几个王朝，其具体兴废情况史无载录，但从仅存史料的字里行间分析：
“唐时建，久废，明弘治十一年，僧德显重建，”透过这十九个字，细心的读者必然会引发出三联问：久废，废了多久？废于何时？因何而废？要解答这些问题，必须从历史大背景下的四次全国性灭佛运动说起。
宣化寺建于盛唐末世，前两次灭佛运动在建寺之前，无需赘述。而后两次全国性灭佛运动，无疑是宣化寺的“生死劫”。
中唐以后，君王大多信佛。唐宪宗曾有遣使凤翔法门寺迎佛骨还京，瞻礼者万人空巷的盛举。武宗即位后笃信道教，企图一教专制，竭力排斥佛教及其他宗教。
唐武宗李炎（814―846年），唐朝第十五位皇帝，年号“会昌”，在位六年。据《武宗本纪》和《旧唐书·卷十八》记载：唐武宗灭佛始于会昌二年（842年），是年全国废寺院三万余所。会昌五年（845年）四月，开展全国性切底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无度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
至当年八月公布成果，“拆毁仅存寺院四千六百余所，累计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没收寺院良田数千万顷”。史称“第三次灭佛”，又称“武宗灭佛”和“会昌佛难”。
2、周世宗灭佛
周世宗灭佛运动发生在公元九五五年，是五代十国的后周时期。周世宗是后周第二个皇帝（后周历史极短，享国十年历三帝二姓），名柴荣，年号“显德”，在位五年。据《旧五代史》记载，其在位时限制佛教发展，裁减寺院，严禁私度。欧阳修《新五代史·周世宗本纪》记载：“二年甲戌，大毁佛寺。”
显德二年(955)四月下诏：“自今不许私度僧尼，及亲无侍养者不许出家。无敕寺舍并须停废”。同年五月，世宗诏令：“恶僧尼耗硕天下，非敕额者悉废之。寺非留者，令立毁撤，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茸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
九月（甲戌）大毁佛寺，此年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一千人，收寺院奴婢十五万人。
通过上述两次全国性灭佛运动给朝廷带来的裨益，可以看出历次灭佛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朝廷内外经济、政治矛盾激化，财政日匮，僧侣不交税赋，不服兵役，以及少数僧侣勾结官吏违法乱纪。由于朝廷催毁寺庙，剥夺庙产，逼迫僧尼还俗，整个佛教也随之式微。
会昌佛难时期，距宣化寺建寺已经过去了一百三十余年。这百余年间是盛唐和中唐过渡时期，虽有“安史之乱”，但大唐华彩依旧。其间，宣化寺无疑完成了从“孤僧草庐”到“红墙碧瓦、香火鼎盛”的蜕变，若不成规模、气候，“真仁和尚”是不可能有心境和能力为祖师树碑立传的，地方志书也不会将其寺收录名册的。
然而，风云难测。遇到武宗全国性灭佛运动，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虽然方志中没有关于宣化寺这一时期兴废的具体记录，但从逻辑上看，在全国性毁佛运动中，宣化寺要想“独善其身”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势所趋之下，自然也逃脱不了“佛像摧毁、僧尼还俗、庙产充公”的厄运，后来的全国性“文革”运动也反证了这一点。
其所以香火未泯，概因一是武宗灭佛后不到三年而亡，嗣君不排斥佛教，放松了对佛教的管控；二是寺庙虽毁残垣犹存，还俗而无家可归的僧众尚可借之存身；三是大环境逐渐宽松后，寄身破庙的僧众在自食其力的同时，初心不改，暗诵经文，阴继香火。
宣化寺经过会昌佛难后，经文佛像化作飞灰尘泥，大殿僧寮变成残垣断壁，无家可归寄身于此的僧众，在风雨飘摇中不论翻覆、无关迟暮，诵经礼佛，化缘募捐，以图光复寺院。加之民间信众、居士的施舍和参与，经过一百一十年的奋斗，正当元气恢复再造辉煌之际，复遭周世宗开展的全国性灭佛运动，其结局可想而知，僧众百余年心血，再次毁于一旦。而殚精竭虑、历尽千辛万苦的寺僧，史料中则未着一笔，可谓是“心未成佛，身先灭度”。
直到宋朝才彻底结束了灭佛运动，宋朝虽然不打压佛教，但其提倡程朱理学；元朝信仰萨满教和道教，对其他宗教虽然包容，但整个佛教经过四次全国性的毁灭打击，元气大伤，宣化寺自然亦随之香火凋零，举步维艰。
上述可见：宣化寺自建寺一百三十余年后，首次毁于唐武宗会昌二年至五年之间（842—845年），二次毁于五代十国的后周世宗灭佛时期，即公元九百五十五年。
宣化寺建寺二百四十余年间，先后两次毁于全国性灭佛运动。后至明弘治十一年重建，其间历时五百四十余年的兴衰成毁（955—1498年），现存史料无载亦无法考证。但从“寺僧德显重建”六个字看，至少证明到了明朝弘治年间，宣化寺依然存在。“德显”应该是该寺的住持或主事僧人。不过“重建”二字则表明，其时的宣化寺已经是“破败不堪、难以存身”了，否则何需“重建”而不是“重修”呢？
有趣的是寺僧的名字“德显”，正好是后周世宗年号“显德”的倒置，这一毁一建，一颠一倒，人意乎天意乎，冥冥之中似乎昭示着什么。
（二）、明清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早年曾出家为僧，因此明朝信奉佛教有根可循，况“人心与世道共存”。有明一代，中国佛教自东汉和大唐以来再次迎来了一个发展时期，宣化寺亦然。
“弘治”是明孝宗朱祐樘的年号，明朝第九位皇帝。寺僧德显重建宣化寺在弘治十一年（1498年），正是明“弘治中兴”时期。
“德显”这个人，史料中仅有“寺僧德显”四个字，其生平简历一无所载。但从其重建宣化寺这件大功德来看，绝非等闲之僧，至少可以看出以下与众不同之处：一是个精通佛理禅机的虔诚高僧，否则不可能有重建之决心；二是见多识广，擅长佛事，广结善缘，深得信众和施主的信赖，否则不可能有重建之财力；三是基于第二点，可能与地方官吏、商贾多有交集，因而获得官、商支持，否则“重建之事”不可能记入县级史册。
德显抓住了王朝中兴的机遇，使宣化寺旧址重生，大功德焉。至于为何更名“观音寺”，槪因为了迎合当时民间大众对观音菩萨的崇拜。观音菩萨是汉化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盱眙又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家乡，民俗一直笃信观音菩萨和土地爷，改名“观音寺”可以吸引更多信众，壮大香火。
天下无不朽之物。德显重建的宣化寺，经过八十年的繁荣，到了万历六年“僧承智重修”，说明此时的宣化寺建筑群已年久失修，同时也证明这位承智和尚与德显和尚一样，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德高僧，其抓住机遇再次振兴了宣化寺。落寂的是，其生平简历史料中也是一无所有，仅存“僧承智”三个字。
满清入关前多信奉萨满教和藏传佛教，入关后亦信奉汉化佛教，尤其后宫女主笃信之，顺治、康熙、雍正等亦然。
从明万历六年到清康熙十三年，岁月走过了九十六年历程，跨越了两个时代，当年承智和尚修葺的宣化寺也进入了年久失修时期。正逢康熙盛世的永言和尚，象他的前辈一样，抓住了机遇，重新修葺并光大了宣化寺，且易名为“大安寺”。
大安者，太平无事也。《荀子·王霸》：“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汉书·高后纪》：“万民大安，莫不受休德”。康熙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也是大清的盛世之主，当然希望自己的天下“太平无事，万民大安”。
由此可见，永言和尚重修宣化寺并易名“大安寺”，显然有地方政府的参与和支持的。为了迎合朝廷圣意与获取地方政府的支持，就连“大安寺”的名称也许也是引经据典，颇费一番心思的，因为直到道光年间地方政府还曾颁布过大安寺保护令。保护令中记载了大安寺当时建有殿堂、寮舍七十余间，庙田数十亩。另据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残碑记载，在道光年间，邑民江氏“绝户产”先“尽归万圣庵尼僧，永奉万圣庵香火”，后万圣庵（县志无载）因故不存，所遗田产随尼众并入宣化寺，折合白银约三百两（按清会典记载，同光时期一两银子所购大米七十五公斤，与今之米价比较，每两白银折合人民币约三百三十元，三百两白银约值人民币十万元），可见其当年规模。
道光二十三年残碑托片
然而，“大安不安”。及至晚清，虚假的繁荣遮不住四伏的危机，官场贪墨腐败，长毛捻军蜂起。“咸丰九年(1859年)，捻军攻破盱城，县治失守，盱城遭毁（光绪·盱眙县志稿）”。城池被毁，紧邻县治的“大安寺”岂能逃脱“鱼池之殃”？自康熙年间重修后繁荣了一百八十五年的宣化寺，第三次复为残垣。一起同遭“兵祸”的，有其左右毗邻且早已衰败的双泉寺和泗洲城隍庙。
“双泉寺，在治西浩湾，唐朝建，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复修，因寺前有二泉故名”。（《康熙·盱眙县志》）“泗州城隍庙1，在县署南十字街外，龙山寺左边，土地祠，在县署内仪门外，清朝末年，改建习艺善堂（此处有异议）注”。（《盱眙县志·1961年稿》）
上引史料意在说明，这几座宗教场所与宣化寺是左右毗邻的，同时也说明现在的宣化寺在原址上有所位移，与这几座场所遗址在横向上有所交集和重叠，所以宣化寺内现有一口千年古井，应该是早已废弃的双泉寺遗存。
“捻祸”之时，僧尼鸟散。事后留守僧众重整残垣，再敲木铎2，因规模简陋称之为“佛堂”。与之相邻的尼众则于废墟中搭修草庐，念佛之余兼习女红，称之为“大庵”。
据寺内民国时期碑文记载，清末由泗县善女王修真及本邑县民彭玉田等捐资赞助。后大庵、佛堂合二为一，“修建后作为妇女清净善修之所”，更名“贞孝善堂”。再后，有“江王氏陆续捐资添置不动田产，力行慈善之事，贫民多沾其惠”，寺院渐有发展。因尼众善女兼习女红，民国时期改名“习艺善堂”，民间不分皂白，通称“大庵”或“大安”。
民国二十年县长颁布的文告碑托片
这里必须提一下当时的主持张淑娴，也称经理人。史料无记载，民国二十年（1931年）县政府所立的碑文中有所提及：“贞孝善堂······行慈善之事，贫民多沾其惠，若能加以保护充实，为不可多得之慈善机关。现经理人张淑娴任事以来，对于堂内一切事宜，是力图推进······”
此人就是少年时期（1915年）随祖母出家安住宣化寺，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接掌宣化寺的“经理人”张淑娴，也就是后来住持宣化寺四十八年的悟净法师。
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因不断有信众施舍捐助，大庵生机勃现。为强化保护和管理，同年六月，民国政府县长蒋树勋颁发布告，昭示寺院捐助情况及其合法性，提出加以保护并勒石立碑于寺中。
据早年寺院长老口述回忆记录：其时“寺院常住尼众十余人，前后三进殿堂，寮房三十余间，寺院占地面积近十亩，种植土地面积二十余亩”。
至民国二十七年二月（1938年），日军进犯盱城，烧杀抢掠，千年古城再次毁于兵火，百年学府竟成日寇兵营，尚在恢复中的宣化寺第四次被毁，沦为焦土。
此后十余年风雨飘摇，为数不多的尼众在信众援助下，于废墟中修建简易佛堂寮房，敲铎诵经，苦度时艰。
新中国建立后，对佛教不提倡不鼓励不排斥，宣化寺得以短暂发展，但佛堂寮房多为草屋茅舍。时有尼众八人，年长者三人，年轻者五人，住持为悟净法师（生平见后）。
一九六六年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宣化寺与全国其他寺庙一样，成为“破四旧”对象。红卫兵多次闯入宣化寺打砸佛像和什物，并将悟净法师藏于枕头里的积蓄洗劫一空，逼迫尼众还俗，唯悟净法师誓死不从。某领导发善心，于寺院中划一间寮房给法师居住，并安排年已花甲的法师到盱城麻袋厂工作，以为生计。寺院所有殿堂寮房，悉被社区、单位占用，宣化寺有史以来第五次被毁。
一九七六八年，“十年浩劫”结束之后，悟净法师因病往生3，与宣化寺毗邻的几位在家修行者（居士）张大姑、杨三姑、汤大姑、倪三姑等承继宣化寺。其时，大部分庙产被社区承包给个人养蚕，宣化寺仅剩不足两亩之佛堂。
一九八六年，文友法师安住寺院，发愿重修宣化寺。其严持戒律、净治身心、躬耕劳作、苦行积聚，颇得信众护持。其勤俭集聚十年，又历时三年，于一九九九年先后建成大雄宝殿、山门殿，恭请释迦佛、阿弥陀佛、药师佛、地藏菩萨、观音菩萨、弥勒菩萨、韦陀菩萨等诸佛尊像，并改名“宣化禅寺”，旨在宣扬佛法，化度众生。自此，残破已久的宣化寺焕然一新。
二000年冬月，宣化寺恭请淮安慈云寺觉顺大和尚主持寺院开光圣典，当代高僧明波老和尚为宣化寺提写寺名。由此，宣化寺广开法门，再度声名鹊起。
公元二00三年，昌相法师由佛学院毕业后主持宣化寺寺务，启建定期佛七共修法会，引领一方有缘人共修佛法。其后，在文友法师及居士信众鼎力协助之下，昌相法师率领寺众先后索回、调换被占用多年的原寺院土地五余亩，并兴建了念佛堂、图书馆、斋堂、僧寮等建筑群和寺院围墙。
寺院现占地面积近八亩，有殿堂、念佛堂、寮房、图书馆、斋堂共三十余间，常住僧众四人，每月定期举办佛七共修法会，参与者愈百人。
“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如今，已走出囧途后的宣化寺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期，朱楼碧殿，梵音绕梁，炉烟升腾，信众熙攘，再显昔日之隆相。
三、一花一世界
佛曰：“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人生天地间，本是因缘际会，虽渺如恒沙微尘，却也自成一界，各自履历着自己的人生使命。
如前所述，天台僧、真仁、德显、承智、永言等高僧大德对宣化寺有肇基、重建、重修之功，方志和残碑中能留下名子，已属万幸。
悲催的是，在数次历劫中为光复宣化寺呕心沥血、从容灭度的僧众，史料中却只字无存。遗憾之余，当为他们合十诵经，因为他们是黑夜之曙光、是不生不灭的舍利子，照引着后来的虔诚者前赴后继。
宣化寺近当代后继者简介
悟净法师（？—1978年），女，江苏徐州睢宁人，俗姓张，讳淑娴，其少年时（1915年）随祖母安住宣化寺，一九三0年至一九七八年住持宣化寺，是近代宣化寺历史上一个历经磨难、坚定无悔的护法使者。
因其自幼聪慧坚韧，能吃苦耐劳，当时的主持法师特请寺外先生入寺院教授其文化知识，以承衣钵。其学无遗力，熟读经典，铭悟禅理，精通文墨，尤擅小楷，因年代久远，兵荒马乱，其作品惜无遗存。
自一九三0年住持宣化寺，历时四十八年。期间时局动荡，兵火四起，佛势衰微，香火不济。其躬耕自洁，省吃俭用，率寺众于废墟上起佛堂，敲木铎于晨昏中弘佛音，瓜菜代粮，苦度时艰。
适逢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大势所趋，寺院屡遭“红卫兵”冲砸；其年迈体衰，寺院仅有的积蓄藏在枕头里亦被洗劫一空；尼众屡遭逼迫还俗，无奈鸟散，惟悟净法师誓死不离寺院，某领导发善心拨一间寮房给其居住，并将年已花甲的法师安排到盱城麻袋厂干活为生。法师不忘初心，白天上班干活，晨昏于破寮中礼佛诵经（笔者七十年代初曾随外祖母私下拜见过法师）。
“文革”结束后的一九七八年，寺院庙产尚未发还，僧尼仍被视为“异类”。是年春，法师染疾，无人敢为之延医。至春暮，法师凄凉辞世。
悟净法师示寂4后，善良的村民将其安葬于宣化寺后山。二00一年，就读于佛学院昌相法师欲在回寺后，为其在寺内建造灵塔供奉。悲催的是，其坟墓已于二00二年在城区平坟运动中荡然无存，从此永没黄土之下，悲乎哀哉。可谓：莫问灵山千万里，护法自有舍身人。
文友法师
文友法师（1931—2010年），女，俗姓杨，讳信芝，字醒贵，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生于江苏盱眙官滩镇戚洼村，一九九三年至二00三年住持宣化寺，是当代重建宣化寺的引领人和践行者。
其秉性温和善良，正直慈悲，宽厚待人。自幼笃信佛法，未出家时，即与兄妹长期护持寺院。
其一九八六年入住宣化寺，发愿重修宣化寺。戒行清净，严持根本，生活简朴，净治身心。是时，寺院经济举步维艰，其躬身劳作，省吃俭用，苦行积聚，赢得居士信众护持。
一九九三年，因缘具足，善法成熟，其辞亲割爱，舍去俗世尘劳，于宣化寺依法音法师剃度出家，同时依止觉顺法师，住持宣化寺。一九九七年农历十月，于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自入住宣化寺后，其辛苦积聚十年，在其住持下又历时近三年，至一九九九年先后建成大雄宝殿、山门殿，并恭请诸佛菩萨尊像，且更名为“宣化禅寺”。二000年冬，其恭请淮安慈云寺觉顺大和尚主持宣化寺开光圣典。
二00三年至二0一0年间，昌相法师从佛学院回宣化寺主持寺务，文友法师竭力扶持后辈，协助昌相法师先后索回和调换原寺院土地，并协助建造念佛堂等。据昌相法师《恭述录》载：“文友法师于二0一0年农历十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时十六分安详示寂，终前依旧念佛不辍，无病苦状······至第五日早晨封龛时，法师身体腿部、手臂、指关节依旧柔软。第五日上午十一时举行荼毗5，第六日晨整理法师骨灰，发现诸多舍利及舍利花6”。其舍利和舍利子及舍利花色呈五彩，若翡似翠，如祖母绿，象宝石蓝，块状四千克，颗粒状数以千计，信众视为传奇”。宣化寺为文友法师举办盛大佛事和追思会，市、县宗教部门领导、淮安市佛协明慧法师、果定法师等大德高僧和广大居士信众纷纷前往吊唁。
可谓：一片精诚结善果，花开五彩醒世人。
仁缘法师（1933—2017年），女，徐州睢宁县邱集镇鲍楼村人。一九五三年安住泗洪潘山馥龙庵，随涵虚法师学佛。一九五六年依能成法师剃度出家，于常州天宁寺受具足戒，任泗洪玄堂寺住持。文革中其被遣至工厂劳动（因而有养老金），文革后遂回玄堂寺，先后住持泗洪玄堂寺四十余载。
仁缘法师本不是常住宣化寺比丘尼。一九九九年，泗洪因经济开发拆除玄堂寺，相关部门曾向其承诺玄堂寺重建后，依然由仁缘法师住持。法师搬离寺院两年后，玄堂寺建成并更名护国寺，从此再无人过问法师安住问题。多年住持莫名变成居无定所之游尼，即便如此，其乃省吃俭用、苦行集聚，将养老金集聚下来布施数座寺院。
法师秉性朴实、仁慈忠厚，一生以身口意践行佛法，每安住一处，仁慈厚德召感一方。昌相法师感其佛德修行，于二0一四年将其接到宣化寺颐养天年。
神奇的是二0一七年农历正月初五，法师预知往生时至，召集寺众示寂，面西吉祥而卧，安详示寂，信众惊诧，视为异秉，故录于此。
据昌相法师《恭述录》载：“恩师在正月初五夜十二点时，安排戚月霞居士通知我、隆藏、隆正三人到法师房间。法师告之我：“她要往生了”，随即翻身面西吉祥而卧，让我们为他她助念，之后法师随我们一起念佛。
正月初六早上三点三十六分，法师安详示寂，终年八十三岁，僧腊7六十年，戒腊三十七年······往生助念8后，为法师换衣，全身柔软。第五天早上为法师坐塔，其亲属及众居士两百余人为其助念佛号······九点十六分，准时为法师坐塔，其时天空突现莲花座般祥云，并伴有吉祥光”。
可谓“仁慈厚德遍娑婆，缘满福慧证菩提。（昌相法师撰书）”
昌相法师，男，俗姓宋，字朗悟，一九七五年生于盱眙古城乡，二00三年住持宣化寺至今，是当代宣化寺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者。其少年聪慧，宅心仁厚，秉性随和，言谈温文。早年喜爱文学艺术，曾师从帝都书画界名家许静、王舒冰、张轶凡门下研习国画，并于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研修国画专业。一九九七年，其人物画入编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集贤撷英》书画集。
因其自小对哲学、宗教、佛教兴趣浓厚，一九九八年慧根顿起，遂依栖霞寺本振老法师皈依三宝；次年依净修长老剃度出家，后依止觉顺长老；二000年入扬州佛学院研修佛法；二00三年佛学院毕业，同年秋于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住持宣化寺。
自主持宣化寺起，其开启定期佛七共修法会，引领一方有情众生共修佛法的同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和周边居民，索回和调换原寺院土地，修建寺院，光大山门。
鉴于其对宣化寺及其对地方佛教事业之贡献，多次荣获社会赞誉和殊荣，并担当诸多社会职务。
二00二年，其国画作品参加江苏省首届佛教书画展；二00六年，盱眙县成立佛教协会，当选为常务副会长；二00八年参加“江苏省首届佛教讲经交流会”；二0一0年当选为淮安市佛教协会副秘书长；二0一一年获江苏省宗教事务局授予全省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个人荣誉证书，同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盱眙县第九届政协委员；二0一四年当选为淮安市青年联合会第六届委员，民族宗教组组长，执行主席团成员；二0一六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盱眙县第十届政协常委；同年盱眙县佛教协会第二届换届选举，当选为第二届佛教协会会长。二0一七年江苏省佛教协会换届选举，当选为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
可谓：恒持三宝戒定慧，自有英才继佛檀。
后 记
综上所述，透过苍凉久远的历史，探知宣化寺自建寺至今历时一千三百余年，已知先后历劫五次，大规模重建二次，修葺三次。其每一次饱受摧残，对于一个时代而言，无疑是一场慷慨悲欣的赴难；而每一次劫后重生，对于一个个为之奋斗的僧尼来说，无疑是最悲凉精彩的涅盘。无论历史上有名或无名，都体现了虔诚者“狂心若歇，歇即菩提”和“自色悟空”的大境界，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虔诚。
走笔至此，读者也许会问，既是“福地肇基”为何多次历劫呢？佛教虽然教人出世而飘然于红尘之外，但是寺院毕竟存在于娑婆世界（尘世），况人心随世道而转。潮起潮落，祸福轮转，花开花谢，离合悲欢，这些红尘中的往事终究绕不开一个“缘”字，正如《中论》9所云：“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探寻宣化寺的前世今生，有利于人们从历史和人文角度对佛教有一个正确、客观的认识，有利于引导佛教信众凝聚智慧和力量，以仁爱、慈悲之心，发展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从宣化寺千余年来的兴衰经历可以看出：“国事兴，佛事欣；国事衰，佛事哀”。当今尘世已进入一个高科技时代，佛教和信众，都应该顺应历史潮流，立身佛教，以佛陀的大智慧、高境界阐发佛理、启迪智慧、净化心灵，提倡“人间佛教”的仁爱思想，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与时俱进，才不负佛陀之重托。
参考资料：
《康熙·盱眙县志》
《乾隆·盱眙县志》
《光绪·盱眙县志稿》
《盱眙县志·1961》
《中国佛教史》
《武宗本纪》
《旧唐书·卷十八》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周世宗本纪》
另：寺院现存碑文托片、长老口述回忆记录等资料
注释：
1、四洲城隍庙：古盱城有两个城隍庙，一个是州城隍庙，一个是县城隍庙。因州治泗州城连年遭受水患，州城隍庙移建盱城十字街，与宣化寺毗邻。县城隍庙在治东北，今附中即其遗址。
2、木铎：即木鱼，佛家诵经时的法器之一。
3、往生：即佛教在生死轮回中对死亡的讳称，有轮回再生之意。
4、示寂：指佛、菩萨或高僧死去的称谓。示寂是比较谦虚的说法，圆寂的证量是比较高的，如佛祖往生称圆寂，一般僧尼不敢妄称圆寂，多称示寂。
5、荼毗：梵语音译，意思是焚烧、火化，指僧人往生后的火葬，又不同于世俗的火化，通常会专门建一个临时的场所，有坐塔、封龛等仪式，极为复杂。
6、舍利、舍利子、舍利花：舍利通指僧尼往生荼毗后留下的遗骨，舍利子特指荼毗后留下的遗骨象珠状宝石样的生成物，舍利花指遗骨状如花朵，是舍利的骨片状态，其色鲜艳。一般僧尼荼毗后，绝大多数不会有舍利等，舍利是戒定慧的结晶，也是佛教修行达到一定证量的标志物。
7、僧腊：义为僧尼受戒后的年岁。戒腊：又作法腊、夏腊、坐腊，指僧尼受具足戒以后的年数。严格意义上是指僧尼受具足戒以后坐夏、安居的年数，没有安居不算一腊。
8、助念：佛教俗语，佛教法义中叫“回向”，就是当人寿命已尽，临命终时助念者（多为僧尼）为其念佛，帮助临终者提起正念，助其安乐自在往生佛国。
9、《中论》：《中论》又称《中观论》、《正观论》，与《百论》、
《十二门论》合称三论宗据以立宗的“三论”，龙树著。是佛教经、律、论三藏中论藏，系印度中观派对部派小乘佛教及其他学派进行破斥而显示自宗的论战性著作。主要内容是阐发“八不缘起”和“实相涅盘”，以及诸法皆空义理的大乘中观学说，其思想对后来汉化大乘佛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注、异议：“土地祠，在县署内仪门外，清朝末年，改建习艺善堂”《盱眙县志·1961年稿》，异议是：一碑文明确记载清末为“贞孝善堂”，而不是“习艺善堂”，二是土地祠规模极小，不可能容纳多人，可能是和前文互文见义导致的理解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