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铭文城砖揭秘泗州尘封往事
说起明城砖，很自然会让人想起南京明城墙上的城砖。的确，那一块块宽大厚实的城砖，浓缩烟云，是一座城的记忆。最惹人注目的是城砖上那些斑驳的文字，在今天的人看来，这些文字记载着历史，在明朝则是为确保城砖烧制质量，而特设的一种源头追责“制度”。正是在等级森严的“责任制”下，才使龙兴之都那高大的城墙，在栉风沐雨六百年后，仍屹立如初。
明城砖侧面铭文主要有两种款式。一是印章竖框款，其特点就是长条形印面自上而下几乎占据了整个砖侧，文字立于其中，端庄大气。二是立体竖文款，和印章款不同的是，没有了印框，而是将铭文以竖式阳文左右于砖侧。当然还有特例，就是左右侧皆有铭文的城砖，应该是官款城砖中的佼佼者了，不仅极具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还透着古朴之美，让人过目难忘。它的形成，是明朝在沿袭前朝砖文的基础上，加以细化完善后，所产生的一种特有官款制式。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和区别，我将侧面被铭文沾满的城砖统称为“大侧边”。“大侧边”是南京明城砖一大特色，凸显皇家威严，凝聚匠工血汗。盱眙作为明皇故里，也存有不少明城砖，和南京明城砖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盱城发现“大侧边”城砖非常偶然。2020年5月的一天，和砖友小范在断壁残垣的老街巷中行走，在一孤垒残屋旁、树荫下堆着一堆瓦砾，其上一块带有长条边框的铭文砖赫然入目，垂直的印面，立体的文字，有着南京明砖一样的款式，这不正是我寻觅已久的“大侧边”吗？这么多年了，你竟在这里等我，激动之情无以言表。捧起细看，青灰色的砖面棱角斑驳，但“大侧边”模印款却立体清晰，无需擦拭可见竖款铭文左右两行，自左而右、从上至下可辨全文为：“泗州知Ⅹ史ⅩX，正德十三年三月X日”。楷书工整，阳文突出，字径1.5厘米，模印款识总高为28厘米，宽5.5厘米，呈典型官款格式。整砖长31.5厘米X宽13厘米X高9.5厘米，与常见明城砖尺寸存在差异，疑为残损所致或特制。显然这是一块烧造于明正德年间与泗州有关的城砖。类似这种明砖国内存世较多，但真正有明确纪年款的并不多，这类砖多与官方建筑及所属年代发生的一些大事件有关，仅从这一点看，盱眙发现的这块“大侧边”铭文砖既神秘又令人遐想。因仍有文字缺失，需考证细识后方可诠释其用途，及其相关历史背景。
综合历年数据，盱眙现存明砖总量约为9000～13000块左右，分布在以谈家巷、黄牌街、码头街、井头街、宣化街为主的古街老巷。究其来源，已证实多来源于泗州，如在香花门考古过程中就出土过类似城砖。规格上盱眙与南京明城砖雷同，尺寸多为长40～45厘米，宽18厘米，高12厘米之间，净重25公斤左右。多见青灰色，少有灰中泛红。它们制作工整，胎质细腻，敲之有金属之声。但“大侧边”铭文款识却是造成两地城砖差异的主要原因。这里笔者有必要先简述下南京“大侧边”城砖所具有的两大特点，以便从中找出盱眙城砖的不足之处。一是来源广泛。经查共有来自一部、三卫、五省、三十七个府、一百六十二个州县的28万民工，为南京都城烧造了约3.5亿块城砖。二是铭文丰富。为确保城砖烧造质量，朝廷要求各地府、州、县地方官员，军队卫、所的士卒，以及县以下里、甲的基层组织负责人（总甲、甲首、小甲），直至造砖人夫、烧砖窑匠均需留名砖侧，铭文信息十分丰富。以藏于南京城墙博物馆铭文最多的一块“双侧边”城砖为例。该砖产于明洪武年间，由宁国府烧制，两侧模印楷书阳文分别为，“宁国府提调官同知阑善，司吏李时中，南陵县提调官主簿解簠，司吏何祺”。“总甲邓世亨，甲首王士恭，小甲王吉庆，窑匠骆羊孙，造砖人夫张和庆、王玄寿、查详、姚回儿、包思中、姚华二、文都保、姚佳祖、文共兴”。仅砖侧铭文就有70余字，涉及相关责任人多达17人。
类似上述两个特点的铭文砖，目前在盱眙明城砖上尚难看到，原因就是铭文方式上过于单一，往往都是以单字印章小款于砖端（非两侧），表现形式如同在砖上盖了一个单字戳，或圆、方、三角形，大小不过4—10厘米左右。砖源文字信息局限性很强，在30余种字砖中，大部仅以“三”“已”“甲”“乙”“上”“下”“天字号”“上上号”等窑号款形式出现，而无其它重要信息，所以考证研究价值不大。虽后来也有“中前所军人吴覔”“山阳县东窑造”“淮远县造”以及砖侧“中所忠礼杨恕陈旺是”“中所军人造祖珍”等字砖出现，但与砖侧铭文丰富的南京“大侧边”相比，仍相去甚远，“大侧边”铭文款式已形成两地明城砖之间的巨大差别。这么说是鉴于二十多年来“大侧边”铭文砖一直可望而不可即，始终没有在盱眙出现过，已形成“短板”之憾的原因。那么盱眙是否就没有“大侧边”铭文砖？不料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竟在一瞬间。
三、解析盱眙“大侧边”铭文砖
通过解读砖身铭文，明确三点信息，一是时间：“正德十三年三月”，正德为明武宗朱厚照( 1505 ～1521 年)的年号，正德十三年是一五一八年。二是地点：“泗州”。三是人物：(监造官)“知X史XX”。从“泗州知X”来按常识推断，第四字可确认为“州”字，即“泗州知州”。至于“史XX”应指时任泗州史姓知州，“史”字立体清晰，另两个字略残，因斑驳开始误认为第二个字是“文”，第三字只残留“言”字旁，和成功的“成”字一小半，后认定为“诚”。查阅几本有关泗州的志书，都未找到关于“史文诚”的资料，最终在《帝乡纪略》中找到有关“史立诚”的记载，史立诚是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进士，正德七年（1512）任福建龙溪知县，正德十一年（1516）任泗州知州。
据此，该砖铭文解读为“正德十三年三月X日泗州知州史立诚”。因“X日”处原本就留白空缺，姑且忽略不议。这种砖文烧造日期精确到“月X日”的，在我县尚属首次发现。“知州史立诚”砖文下方推测应还有文字，但因残缺模糊已无从知晓，不过这已无关紧要，主要的历史信息都在，余文无非是具体烧砖窑工等信息罢了。
“知州史立诚”砖烧于明代中期的正德年间，而泗州城墙始建于明初。《泗州志》云：“泗州在州境极南，面长淮对盱山，城肇于宋，旧有东西两城，皆土筑，明初始更砖石为之，合为一城，汴河径其中，周九里三十步，高两丈五尺”。可见早在明初合宋东西旧城时，泗州城墙就使用了城砖。史立诚署名监造的城砖烧制于明中期，这时大规模的筑城早已结束，合理的解释应是用于加高或加固的，也许是为修缮准备的。让人讶异的是，在等级制度严格区分情况下，泗州城用砖能与南都应天府用城砖规格相当，足见泗洲作为帝里，在皇权至上的年代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知州史立诚作为泗州最高行政长官，亲自主持烧造城砖，应是在执行更高行政长官授令而为之，所以才会出现以监造官身份留名砖侧情况。对应明代规制，带有州府县监造官铭文的城砖，一般不会用于当地筑城，而是多为援建他地城池或工部督办的政府工程，更有甚者是直接用于与皇家有关的建筑。无论何种用途都说明此砖在级别和作用上都非同寻常。那么“知州史立诚”砖会用在什么地方呢？它会和皇家建筑有关联吗？解开这两个谜团将是破解此砖身世的关健。为此笔者翻阅了大量史料，综合研判后，最终给出了“知州史立诚”砖正是用于“皇家工程”的定论，而这个所谓的“皇家工程”正是其管辖的泗州。那泗州和皇家之间又存有何种关联呢？原来，洪武元年(1368)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将其祖父安葬地——泗州城北门外十三里的杨家墩视为龙兴之地，因此先追封祖先，再于洪武十八年（1385），在泗州城北杨家墩大兴土木，参照前朝皇陵规制营建了规模宏大的明代第一陵——“三祖陵寝”。祖陵是其祖父朱初一实际埋葬地，也是高祖、曾祖的衣冠冢。洪武十七年(1384)，袓陵确址后即设立了祠祭署，从事陵区日常管理及祖陵祭祀的筹备工作。洪武十九年（1386），祖陵玄宫建成，朱元璋令礼部造三祖考衮冕冠服，同时命皇太子朱标前往泗州，奉德祖、懿祖、熙祖三祖考的衣冠亲赴敬葬。洪武二十二年(1389)祖陵祭殿落成。之后又陆续增修配套设施，直至永乐十一年(1413)，陵墓才全部修建完成。杨家墩自此也改称为“明祖陵”。为方便每年的祭祀活动，又置卫所、祭祀厅等机构于泗州城，从而促进因漕运中断而日渐衰落的泗州迎来了短暂的繁荣。自此泗州也就成为大明王朝龙脉之城的象征。祖陵的营建，即为告慰先祖、垂范子孙，亦有祈盼祖先护佑大明江山永固之意。
据明万历《帝乡纪略》记载，祖陵建初首筑城墙三座，最外面为外罗土城，周长九里三十步。土城内筑砖城一座，周长四里十步。最里面为内皇城，砖垒，红土泥饰。可见，祖陵外罗土城与泗州砖城长度一致。内城砖墙规模虽小于泗州城墙，但所需建城用砖的数量，却仍是个十分庞大的数字。洪武三十年(1397)，工部择址于祖陵东门外，裁革原河泊所，在其位置建官窑厂烧制城砖，同时设立监造官厅，负责监督城砖烧造质量。这种模式和南京明城墙就近烧砖，直接供给的方式如同一辙。加上异地州、府、卫、所援砖，确保了工程所需城砖的数量与质量。该窑址是目前唯一可查的一处明代泗州砖(官)窑。就其规模而言，它代表的并不是指一座窑，而是由数十个连成一片，俗称“馒头窑”(亦称“圆窑”)的小官窑组成。明宋应星著《天工开物》中，就对明代“馒头窑”烧造城砖的技艺及流程有详细记载，并配有图文说明。这样独特的小窑，在明初建造泗州城墙时，也同样会存在于城墙周边，甚至是淮岸群山之中。而这块产自正德年间的“知州史立诚”砖，也极有可能就是出自这种“馒头官窑”的源头产品。
基于上述史实，如单纯的说“知州史立诚”砖是泗州城砖，尚不够严谨，因为它亦有可能是修缮祖陵皇城的城砖，更有甚者为两地皆用。毕竟祖陵归属泗州，两地又咫尺之遥。这在“大侧边”砖文中似乎也可找到某种暗喻君臣的关系，体现出知州史立诚对皇家工程质量体系溯源的一份责任。
如果从考古定义上验证“大侧边”是用于泗州或祖陵的城砖，就需要有实证来证明，也就是“知州史立诚”砖需直接出土于两地，打上标尺拍照后方可认定。否则就只能称为疑似。的确“知州史立诚”砖因发现于淮畔盱眙，认定上确有一定困难，那该如何找出此砖用于泗州或祖陵的依据呢？突破口依旧是“知州史立诚”砖，首先当年烧造此砖，应为批量而决非个体。再就即然是城砖，那就一定是用于修城，而修城的前题就是老城墙有过较大规模的损毁，才需要批量的城砖用于修城，那么泗州与祖陵有过毁城经历吗？经查还真的有，且不止一次，而是反复了多次。造成城墙损毁的原因除战争因素外，主要就是困扰泗州多年的洪灾。
泗州，夙称泽乡水国。因地势低洼，自唐代建城不久，贞元八年(792)即遇水灾袭扰。唐吕周任在《大水记》载：“洪波汗漫，不辨涯际。惊飈彭涛，舟不得不履，巨浪崩山，城不得不圮”。北宋时为阻洪水开始筑城。仍水灾频繁，据胡渭《禹贡锥指》中载：“泗州南去一里，屡遭水患。宋开宝七年(974)，淮水溢入泗城，咸平四年(1001)复溢，天圣四年(1026)再溢，景祐三年(1136)作外堤以备淮水，高三十尺，自是水患少弭”。欧阳修在《先春亭记》中亦对知州张殿承主持筑城外防洪堤有载。此外《宋史.五行志》还记载：“太平兴国三年(978)六月，泗州城淮涨。入南城汴水又涨一尺，塞州北门”。“嘉祐二年(1057)七月，淮水夏秋暴涨，环浸泗城”。至南宋绍熙五年，金明昌五年(1194)黄河夺淮入海，泗州由此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自此汴渠漕运日渐萧条，泗州城经济地位下降，城外防洪堤亦年久失修。清胡渭《禹贡锥指》载：“元大德十一年(1307)，淮水溢入泗州南门，深七尺余”。到了明初，西、南两面护城堤已遭毁坏，仅东、北两面尚存堤址。虽有了实质性砖城，也仅可抯小股洪水，如遇黄淮水同涨，外城与内城失守亦为常态，频繁灾害致使泗州城门常年紧闭。
为了守城抗洪，明永乐十五年(1417)，泗州太守王升还带领军民进行了一场可歌可泣的运土填城运动，所填土方达45920方。垫高大街小巷21条及军署民宅院基，并助盖民房2000余间。王升在《填城事记》云：“内水雍溢成患，市鏖沮踟廨宇荡析，萧条之状，可为寒心……”。这是泗州城被淹前军民大规模与灾害的一次抗争。贫苦百姓还自发前往大圣寺为家园祈祷，大圣寺出土的三件刻字石香炉，便是佛教信陡于正德年间为祈安宁、远离灾祸而善捐的。
《淮系年表》、《帝乡纪略》、《泗州备遗》等志书，也对明代中期泗州与祖陵灾害有如下记载：明正统二年（1437）夏，河、淮泛涨，泗州城东北陴垣崩，水内注，高与檐齐，浸祖陵，泗人尽奔盱山漂流。
明正统六年(1441)五月，泗州淮水溢丈余，漂庐舍。大水浸及祖陵。明天顺四年（1460），夏淮水溢，水自北门水关入城，水势高至大圣寺佛座。
明正德六年(1511)，自四月霜淫至于六月，淮水遂溢，灌通汴河及诸湖水为一，由盱山四望，滔滔莫可辨，惟视祖陵冈垄突起于中，州城若一巨舟浮在水上，古塔若一栀樯然。明正德十二年（1517）夏，淮河发生百年不遇大水，淮水灌泗州，“涨至陵门，遂淹浸祖陵墀陛”。
可见逐年加剧的水灾，正是造成泗州和袓陵皇城墙屡次受损的主要原因。随黄河全流入淮，水患愈发常态，继正德十二年百年不遇水灾后，泗州城水位海拔高度徘徊在9～10米左右，城内地面积水达2～3米之间。明祖陵亦浸灌严重。正德十三年(1518)，这一年正是“知州史立诚”砖所属的年代，据《明史河渠志》《明史五行志》载：“淮河决漕堤，灌淹泗州，是年庐州、凤阳、扬州大饥”。可见当年依旧水患严峻。因此我们不难想象，知州史立诚内心所承受的那份煎熬，看着百姓逃离家园时的凄惨场景，都会让他寝室难安。如何守泗州护祖陵已成为当下最为棘手的难题，几番深思熟虑，于正德十二年他如实上报灾情，并奏请朝廷修城，皇上恩准并遣户部、工部赴泗州督办修城筑堤，从而拉开了明代泗州首次修城的序幕。作为修城具体执行官的史立诚当仁不让，配合河道总督亲临一线指挥调拔防讯物资。在抗洪灾、保漕运、护祖陵三大困境面前，史立诚秉承皇家理念，沿袭的是“首虑祖陵，次虑运道，再虑民生”的三步走策略，即“淮域较运道，则运道重；以运道较祖陵，则祖陵尤重”。自然保皇陵已成为此次治水修城的首要任务。据史料记载，自正德十二年(1517)至万历十八年（1590），明代先后共五次同时对泗州、祖陵皇城进行了大范围修缮加固。烧造于正德十三年的“知州史立诚”砖，正是首次修城的最好见证。单就保祖陵大方向来看，“知州史立诚”砖用于祖陵皇城修缮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因其规格小于正常城砖，亦不排除用于两城的“特殊铭砖”(如城楼等)，希望专家能在日后考古挖掘中得以验证。
历史证明，明代的五次修城因受治水策略及治水方法的影响，而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随着洪泽湖水位上涨，此后明清两代为阻清口淤塞保漕运通畅，还大力推行“蓄清刷黄”政策，多次修高延长洪泽湖大堤，使洪泽湖水位持续高于黄河水位，虽设五座减水坝泄洪，但在高水位下，灾难已无可避免。清康熙十九年(1680)，在连续数十天的暴雨下，终于引发了特大洪水，直接导致三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淹。泗州城连同朱元璋一手缔造的明祖陵也终遭没顶之灾。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残城断垣也彻底被泥沙所埋没。
岁月沧桑了502年后，“知州史立诚”砖虽残尤珍。它以斑驳之躯再现一段历史，揭秘尘封往事，让我们看到那个叫“史立诚”的客籍州官，带领军民与灾害抗争的身影，其勤政坚意的背后，是悲壮与不屈的写照，砖存其名弥补史料明代修城记载的不足。尽管信息方面与南京“大侧边”城砖还存有差异，但其稀有性仍然不可小觑，为研究古泗州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作为城砖收藏者，我为收获这样一块字砖而感到欣慰，希望以后会有更多信息量丰富的盱眙“大侧边”字砖在考察中现身。
参考资料：
清康熙《泗州志》
蒋中建《明代第一陵》
清康熙《盱眙县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