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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考古】一块铭文城砖揭秘泗州尘封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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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丁 发表于 2022-6-27 13:23: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民丁
2022-6-27 13:23:11 89056 0 看全部

一块铭文城砖揭秘泗州尘封往事

周君牧


说起明城砖,很自然会让人想起南京明城墙上的城砖。的确,那一块块宽大厚实的城砖,浓缩烟云,是一座城的记忆。最惹人注目的是城砖上那些斑驳的文字,在今天的人看来,这些文字记载着历史,在明朝则是为确保城砖烧制质量,而特设的一种源头追责“制度”。正是在等级森严的“责任制”下,才使龙兴之都那高大的城墙,在栉风沐雨六百年后,仍屹立如初。

明城砖侧面铭文主要有两种款式。一是印章竖框款,其特点就是长条形印面自上而下几乎占据了整个砖侧,文字立于其中,端庄大气。二是立体竖文款,和印章款不同的是,没有了印框,而是将铭文以竖式阳文左右于砖侧。当然还有特例,就是左右侧皆有铭文的城砖,应该是官款城砖中的佼佼者了,不仅极具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还透着古朴之美,让人过目难忘。它的形成,是明朝在沿袭前朝砖文的基础上,加以细化完善后,所产生的一种特有官款制式。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和区别,我将侧面被铭文沾满的城砖统称为“大侧边”。“大侧边”是南京明城砖一大特色,凸显皇家威严,凝聚匠工血汗。盱眙作为明皇故里,也存有不少明城砖,和南京明城砖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处。

一、盱眙“大侧边”铭文砖现身

在盱城发现“大侧边”城砖非常偶然。2020年5月的一天,和砖友小范在断壁残垣的老街巷中行走,在一孤垒残屋旁、树荫下堆着一堆瓦砾,其上一块带有长条边框的铭文砖赫然入目,垂直的印面,立体的文字,有着南京明砖一样的款式,这不正是我寻觅已久的“大侧边”吗?这么多年了,你竟在这里等我,激动之情无以言表。捧起细看,青灰色的砖面棱角斑驳,但“大侧边”模印款却立体清晰,无需擦拭可见竖款铭文左右两行,自左而右、从上至下可辨全文为:“泗州知Ⅹ史ⅩX,正德十三年三月X日”。楷书工整,阳文突出,字径1.5厘米,模印款识总高为28厘米,宽5.5厘米,呈典型官款格式。整砖长31.5厘米X宽13厘米X高9.5厘米,与常见明城砖尺寸存在差异,疑为残损所致或特制。显然这是一块烧造于明正德年间与泗州有关的城砖。类似这种明砖国内存世较多,但真正有明确纪年款的并不多,这类砖多与官方建筑及所属年代发生的一些大事件有关,仅从这一点看,盱眙发现的这块“大侧边”铭文砖既神秘又令人遐想。因仍有文字缺失,需考证细识后方可诠释其用途,及其相关历史背景。


【文物考古】一块铭文城砖揭秘泗州尘封往事1893 作者:民丁 帖子ID:6537

二、 盱、宁两地“大侧边”比较

综合历年数据,盱眙现存明砖总量约为9000~13000块左右,分布在以谈家巷、黄牌街、码头街、井头街、宣化街为主的古街老巷。究其来源,已证实多来源于泗州,如在香花门考古过程中就出土过类似城砖。规格上盱眙与南京明城砖雷同,尺寸多为长40~45厘米,宽18厘米,高12厘米之间,净重25公斤左右。多见青灰色,少有灰中泛红。它们制作工整,胎质细腻,敲之有金属之声。但“大侧边”铭文款识却是造成两地城砖差异的主要原因。这里笔者有必要先简述下南京“大侧边”城砖所具有的两大特点,以便从中找出盱眙城砖的不足之处。一是来源广泛。经查共有来自一部、三卫、五省、三十七个府、一百六十二个州县的28万民工,为南京都城烧造了约3.5亿块城砖。二是铭文丰富。为确保城砖烧造质量,朝廷要求各地府、州、县地方官员,军队卫、所的士卒,以及县以下里、甲的基层组织负责人(总甲、甲首、小甲),直至造砖人夫、烧砖窑匠均需留名砖侧,铭文信息十分丰富。以藏于南京城墙博物馆铭文最多的一块“双侧边”城砖为例。该砖产于明洪武年间,由宁国府烧制,两侧模印楷书阳文分别为,“宁国府提调官同知阑善,司吏李时中,南陵县提调官主簿解簠,司吏何祺”。“总甲邓世亨,甲首王士恭,小甲王吉庆,窑匠骆羊孙,造砖人夫张和庆、王玄寿、查详、姚回儿、包思中、姚华二、文都保、姚佳祖、文共兴”。仅砖侧铭文就有70余字,涉及相关责任人多达17人。


【文物考古】一块铭文城砖揭秘泗州尘封往事129 作者:民丁 帖子ID:6537

类似上述两个特点的铭文砖,目前在盱眙明城砖上尚难看到,原因就是铭文方式上过于单一,往往都是以单字印章小款于砖端(非两侧),表现形式如同在砖上盖了一个单字戳,或圆、方、三角形,大小不过4—10厘米左右。砖源文字信息局限性很强,在30余种字砖中,大部仅以“三”“已”“甲”“乙”“上”“下”“天字号”“上上号”等窑号款形式出现,而无其它重要信息,所以考证研究价值不大。虽后来也有“中前所军人吴覔”“山阳县东窑造”“淮远县造”以及砖侧“中所忠礼杨恕陈旺是”“中所军人造祖珍”等字砖出现,但与砖侧铭文丰富的南京“大侧边”相比,仍相去甚远,“大侧边”铭文款式已形成两地明城砖之间的巨大差别。这么说是鉴于二十多年来“大侧边”铭文砖一直可望而不可即,始终没有在盱眙出现过,已形成“短板”之憾的原因。那么盱眙是否就没有“大侧边”铭文砖?不料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竟在一瞬间。

三、解析盱眙“大侧边”铭文砖

通过解读砖身铭文,明确三点信息,一是时间:“正德十三年三月”,正德为明武宗朱厚照( 1505 ~1521 年)的年号,正德十三年是一五一八年。二是地点:“泗州”。三是人物:(监造官)“知X史XX”。从“泗州知X”来按常识推断,第四字可确认为“州”字,即“泗州知州”。至于“史XX”应指时任泗州史姓知州,“史”字立体清晰,另两个字略残,因斑驳开始误认为第二个字是“文”,第三字只残留“言”字旁,和成功的“成”字一小半,后认定为“诚”。查阅几本有关泗州的志书,都未找到关于“史文诚”的资料,最终在《帝乡纪略》中找到有关“史立诚”的记载,史立诚是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进士,正德七年(1512)任福建龙溪知县,正德十一年(1516)任泗州知州。

据此,该砖铭文解读为“正德十三年三月X日泗州知州史立诚”。因“X日”处原本就留白空缺,姑且忽略不议。这种砖文烧造日期精确到“月X日”的,在我县尚属首次发现。“知州史立诚”砖文下方推测应还有文字,但因残缺模糊已无从知晓,不过这已无关紧要,主要的历史信息都在,余文无非是具体烧砖窑工等信息罢了。

“知州史立诚”砖烧于明代中期的正德年间,而泗州城墙始建于明初。《泗州志》云:“泗州在州境极南,面长淮对盱山,城肇于宋,旧有东西两城,皆土筑,明初始更砖石为之,合为一城,汴河径其中,周九里三十步,高两丈五尺”。可见早在明初合宋东西旧城时,泗州城墙就使用了城砖。史立诚署名监造的城砖烧制于明中期,这时大规模的筑城早已结束,合理的解释应是用于加高或加固的,也许是为修缮准备的。让人讶异的是,在等级制度严格区分情况下,泗州城用砖能与南都应天府用城砖规格相当,足见泗洲作为帝里,在皇权至上的年代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知州史立诚作为泗州最高行政长官,亲自主持烧造城砖,应是在执行更高行政长官授令而为之,所以才会出现以监造官身份留名砖侧情况。对应明代规制,带有州府县监造官铭文的城砖,一般不会用于当地筑城,而是多为援建他地城池或工部督办的政府工程,更有甚者是直接用于与皇家有关的建筑。无论何种用途都说明此砖在级别和作用上都非同寻常。那么“知州史立诚”砖会用在什么地方呢?它会和皇家建筑有关联吗?解开这两个谜团将是破解此砖身世的关健。为此笔者翻阅了大量史料,综合研判后,最终给出了“知州史立诚”砖正是用于“皇家工程”的定论,而这个所谓的“皇家工程”正是其管辖的泗州。那泗州和皇家之间又存有何种关联呢?原来,洪武元年(1368)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将其祖父安葬地——泗州城北门外十三里的杨家墩视为龙兴之地,因此先追封祖先,再于洪武十八年(1385),在泗州城北杨家墩大兴土木,参照前朝皇陵规制营建了规模宏大的明代第一陵——“三祖陵寝”。祖陵是其祖父朱初一实际埋葬地,也是高祖、曾祖的衣冠冢。洪武十七年(1384),袓陵确址后即设立了祠祭署,从事陵区日常管理及祖陵祭祀的筹备工作。洪武十九年(1386),祖陵玄宫建成,朱元璋令礼部造三祖考衮冕冠服,同时命皇太子朱标前往泗州,奉德祖、懿祖、熙祖三祖考的衣冠亲赴敬葬。洪武二十二年(1389)祖陵祭殿落成。之后又陆续增修配套设施,直至永乐十一年(1413),陵墓才全部修建完成。杨家墩自此也改称为“明祖陵”。为方便每年的祭祀活动,又置卫所、祭祀厅等机构于泗州城,从而促进因漕运中断而日渐衰落的泗州迎来了短暂的繁荣。自此泗州也就成为大明王朝龙脉之城的象征。祖陵的营建,即为告慰先祖、垂范子孙,亦有祈盼祖先护佑大明江山永固之意。


【文物考古】一块铭文城砖揭秘泗州尘封往事2129 作者:民丁 帖子ID:6537

据明万历《帝乡纪略》记载,祖陵建初首筑城墙三座,最外面为外罗土城,周长九里三十步。土城内筑砖城一座,周长四里十步。最里面为内皇城,砖垒,红土泥饰。可见,祖陵外罗土城与泗州砖城长度一致。内城砖墙规模虽小于泗州城墙,但所需建城用砖的数量,却仍是个十分庞大的数字。洪武三十年(1397),工部择址于祖陵东门外,裁革原河泊所,在其位置建官窑厂烧制城砖,同时设立监造官厅,负责监督城砖烧造质量。这种模式和南京明城墙就近烧砖,直接供给的方式如同一辙。加上异地州、府、卫、所援砖,确保了工程所需城砖的数量与质量。该窑址是目前唯一可查的一处明代泗州砖(官)窑。就其规模而言,它代表的并不是指一座窑,而是由数十个连成一片,俗称“馒头窑”(亦称“圆窑”)的小官窑组成。明宋应星著《天工开物》中,就对明代“馒头窑”烧造城砖的技艺及流程有详细记载,并配有图文说明。这样独特的小窑,在明初建造泗州城墙时,也同样会存在于城墙周边,甚至是淮岸群山之中。而这块产自正德年间的“知州史立诚”砖,也极有可能就是出自这种“馒头官窑”的源头产品。

基于上述史实,如单纯的说“知州史立诚”砖是泗州城砖,尚不够严谨,因为它亦有可能是修缮祖陵皇城的城砖,更有甚者为两地皆用。毕竟祖陵归属泗州,两地又咫尺之遥。这在“大侧边”砖文中似乎也可找到某种暗喻君臣的关系,体现出知州史立诚对皇家工程质量体系溯源的一份责任。

四、揭秘“大测边”

如果从考古定义上验证“大侧边”是用于泗州或祖陵的城砖,就需要有实证来证明,也就是“知州史立诚”砖需直接出土于两地,打上标尺拍照后方可认定。否则就只能称为疑似。的确“知州史立诚”砖因发现于淮畔盱眙,认定上确有一定困难,那该如何找出此砖用于泗州或祖陵的依据呢?突破口依旧是“知州史立诚”砖,首先当年烧造此砖,应为批量而决非个体。再就即然是城砖,那就一定是用于修城,而修城的前题就是老城墙有过较大规模的损毁,才需要批量的城砖用于修城,那么泗州与祖陵有过毁城经历吗?经查还真的有,且不止一次,而是反复了多次。造成城墙损毁的原因除战争因素外,主要就是困扰泗州多年的洪灾。

泗州,夙称泽乡水国。因地势低洼,自唐代建城不久,贞元八年(792)即遇水灾袭扰。唐吕周任在《大水记》载:“洪波汗漫,不辨涯际。惊飈彭涛,舟不得不履,巨浪崩山,城不得不圮”。北宋时为阻洪水开始筑城。仍水灾频繁,据胡渭《禹贡锥指》中载:“泗州南去一里,屡遭水患。宋开宝七年(974),淮水溢入泗城,咸平四年(1001)复溢,天圣四年(1026)再溢,景祐三年(1136)作外堤以备淮水,高三十尺,自是水患少弭”。欧阳修在《先春亭记》中亦对知州张殿承主持筑城外防洪堤有载。此外《宋史.五行志》还记载:“太平兴国三年(978)六月,泗州城淮涨。入南城汴水又涨一尺,塞州北门”。“嘉祐二年(1057)七月,淮水夏秋暴涨,环浸泗城”。至南宋绍熙五年,金明昌五年(1194)黄河夺淮入海,泗州由此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自此汴渠漕运日渐萧条,泗州城经济地位下降,城外防洪堤亦年久失修。清胡渭《禹贡锥指》载:“元大德十一年(1307),淮水溢入泗州南门,深七尺余”。到了明初,西、南两面护城堤已遭毁坏,仅东、北两面尚存堤址。虽有了实质性砖城,也仅可抯小股洪水,如遇黄淮水同涨,外城与内城失守亦为常态,频繁灾害致使泗州城门常年紧闭。

为了守城抗洪,明永乐十五年(1417),泗州太守王升还带领军民进行了一场可歌可泣的运土填城运动,所填土方达45920方。垫高大街小巷21条及军署民宅院基,并助盖民房2000余间。王升在《填城事记》云:“内水雍溢成患,市鏖沮踟廨宇荡析,萧条之状,可为寒心……”。这是泗州城被淹前军民大规模与灾害的一次抗争。贫苦百姓还自发前往大圣寺为家园祈祷,大圣寺出土的三件刻字石香炉,便是佛教信陡于正德年间为祈安宁、远离灾祸而善捐的。

《淮系年表》、《帝乡纪略》、《泗州备遗》等志书,也对明代中期泗州与祖陵灾害有如下记载:明正统二年(1437)夏,河、淮泛涨,泗州城东北陴垣崩,水内注,高与檐齐,浸祖陵,泗人尽奔盱山漂流。

明正统六年(1441)五月,泗州淮水溢丈余,漂庐舍。大水浸及祖陵。明天顺四年(1460),夏淮水溢,水自北门水关入城,水势高至大圣寺佛座。

明正德六年(1511),自四月霜淫至于六月,淮水遂溢,灌通汴河及诸湖水为一,由盱山四望,滔滔莫可辨,惟视祖陵冈垄突起于中,州城若一巨舟浮在水上,古塔若一栀樯然。明正德十二年(1517)夏,淮河发生百年不遇大水,淮水灌泗州,“涨至陵门,遂淹浸祖陵墀陛”。

可见逐年加剧的水灾,正是造成泗州和袓陵皇城墙屡次受损的主要原因。随黄河全流入淮,水患愈发常态,继正德十二年百年不遇水灾后,泗州城水位海拔高度徘徊在9~10米左右,城内地面积水达2~3米之间。明祖陵亦浸灌严重。正德十三年(1518),这一年正是“知州史立诚”砖所属的年代,据《明史河渠志》《明史五行志》载:“淮河决漕堤,灌淹泗州,是年庐州、凤阳、扬州大饥”。可见当年依旧水患严峻。因此我们不难想象,知州史立诚内心所承受的那份煎熬,看着百姓逃离家园时的凄惨场景,都会让他寝室难安。如何守泗州护祖陵已成为当下最为棘手的难题,几番深思熟虑,于正德十二年他如实上报灾情,并奏请朝廷修城,皇上恩准并遣户部、工部赴泗州督办修城筑堤,从而拉开了明代泗州首次修城的序幕。作为修城具体执行官的史立诚当仁不让,配合河道总督亲临一线指挥调拔防讯物资。在抗洪灾、保漕运、护祖陵三大困境面前,史立诚秉承皇家理念,沿袭的是“首虑祖陵,次虑运道,再虑民生”的三步走策略,即“淮域较运道,则运道重;以运道较祖陵,则祖陵尤重”。自然保皇陵已成为此次治水修城的首要任务。据史料记载,自正德十二年(1517)至万历十八年(1590),明代先后共五次同时对泗州、祖陵皇城进行了大范围修缮加固。烧造于正德十三年的“知州史立诚”砖,正是首次修城的最好见证。单就保祖陵大方向来看,“知州史立诚”砖用于祖陵皇城修缮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因其规格小于正常城砖,亦不排除用于两城的“特殊铭砖”(如城楼等),希望专家能在日后考古挖掘中得以验证。

历史证明,明代的五次修城因受治水策略及治水方法的影响,而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随着洪泽湖水位上涨,此后明清两代为阻清口淤塞保漕运通畅,还大力推行“蓄清刷黄”政策,多次修高延长洪泽湖大堤,使洪泽湖水位持续高于黄河水位,虽设五座减水坝泄洪,但在高水位下,灾难已无可避免。清康熙十九年(1680),在连续数十天的暴雨下,终于引发了特大洪水,直接导致三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淹。泗州城连同朱元璋一手缔造的明祖陵也终遭没顶之灾。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残城断垣也彻底被泥沙所埋没。

岁月沧桑了502年后,“知州史立诚”砖虽残尤珍。它以斑驳之躯再现一段历史,揭秘尘封往事,让我们看到那个叫“史立诚”的客籍州官,带领军民与灾害抗争的身影,其勤政坚意的背后,是悲壮与不屈的写照,砖存其名弥补史料明代修城记载的不足。尽管信息方面与南京“大侧边”城砖还存有差异,但其稀有性仍然不可小觑,为研究古泗州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作为城砖收藏者,我为收获这样一块字砖而感到欣慰,希望以后会有更多信息量丰富的盱眙“大侧边”字砖在考察中现身。


参考资料:

清康熙《泗州志》

蒋中建《明代第一陵》

清康熙《盱眙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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