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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东城兵马司指挥施端教其人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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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发表于 2021-4-18 09:59: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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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18 09:59:45 232783 0 看全部


清代东城兵马司指挥施端教其人其著

   

  陈光永




   《东城兵马司指挥施君匪莪先生墓志铭》记载:
    施端教生明万历癸卯七月十七日,卒康熙甲寅年二月七日,年七十二。“生于泗,葬于泗”。
  《四库全书》存目提要:《读史汉翘》二卷,“史部,史钞类存目,明施端教编。端教字匪莪,泗州人。”
  《盱眙县志稿》记载:
   “施端教:字匪莪,有文学,尤喜集唐人成句,为诗切情,指事吻合浑成,工若己造。……以贡生官宣城训导,迁范县知县,入为东城兵马司指挥。在宣城时葺治学宫,任范县九载,蠲虚粮二千馀石,民赖以苏。居京师日与名人游士酬唱。喜刊刻书籍,所在杀青积累如墙壁,所著有《读汉史翘》诸书,卒葬盱眙山。”
     据查以上资料,施端教的籍贯,有的有注,有的无注。有注的也只注明为泗州人。泗州属下三个县:盱眙、天长、五河,未注明为泗州何县人。因知他是顺治七年贡生,里籍所在的县志应该会有记载,根据这条信息试试能否查出结果。
    经查,《泗虹合志·卷十·诸贡年表》记载:“施端教:顺治七年贡生,官宣城训导,升范县知县、东城兵马司指挥,有传。”而《盱眙县志稿》、《五河县志》均无记载,估计《天长县志》也不会有。他是泗州人确定无疑,然而仍未达到查找目的。
     另据《东城兵马司指挥施君匪莪先生墓志铭》记载,施端教的父亲名施天民,被赠封为承德郎。祖父竹冈翁,名施用。他的远祖自吴兴迁移到嘉定,后来祖上有人在泗州做博士官,又把家从嘉定迁移到泗州的双沟。可是,到了施端教这一代,他又住在泗州什么地方呢?《墓志》中无记载。据戚玾《哭施匪莪东城兵马》诗中所写:“呜呼匪莪施使君,生幸同方共桑梓。记余畴昔甫垂髫,忘年中表布衣交。”可知戚玾与施端教住在同一个家乡的同一个地方。戚玾出生在泗州招贤里,当时该地属泗州,不属盱眙,而今为盱眙县鲍集镇。戚玾比施端教小32岁,他们是中表关系,戚玾自小就跟施端教往来密切,与施端教结上忘年交。据此推测,施端教住的地方离招贤里大概不会太远。或许,施端教没有住在泗州其他地方,他就住在泗州城内。王荫槐尊称施端教为“都梁耆旧”,可见,他属于盱眙人应该不会错的。

清代东城兵马司指挥施端教其人其著9109 作者:admin 帖子ID:2503

    施端教“学富才如海”。江左俞绶与他往来密切。俞绶在《唐诗韵汇》序中说:“匪莪先生才人也,其身兼数器,正似刘炫左画圆右画方,目数耳听,五事并举。尝铎吾宣,予游之殊昵,见所作,诗文满家,而啸阁集句诗尤著。”刘炫是隋朝时期人,为人聪敏,能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施端教也具有这样的特长,同属奇才。
    曾官泗州学正的李安世在为施端教《啸阁集古》写的序中说:“匪莪湛深嗜古,即《岐黄》、《素问》,方内方外之书,靡不攻考,摇笔为文。凡百家姓氏谱系,出入古今,靡不亸校其著。”
    施闰章先生在《东城兵马司指挥施君匪莪先生墓志铭》中,也对施端教赞赏有加。“匪莪为人好文学,人有赠之言者,裒集不遗一字,积为大帖。其所酬赠人,皆手自书。尤喜集唐人成句为诗,切情指事,吻合浑成,工若已造,多至累数寸不倦。为宣城训导,以此馈郡邑长吏,上学使者皆礼重之。剞劂氏满官舍。”他的书法很好,其作品被世人争相收藏。
    施匪莪喜爱刻板印书,他拿的俸禄都花在了这件事上。他对诗词、书法、《史记》、《汉书》、赋税以及中医等皆有研究,可谓扩揽远识,“湛然经术中人哉!”
    史志记载,施端教48岁考取贡生,官宣城训导,任范县九载,蠲虚粮二千馀石,民赖以苏。按奏绩当“内召”,即获得皇帝亲自召见,在朝廷内做官。然而,可能由于“俸浅”,即担任职务时间较短,资历较浅,不能内招,便累功加三级,从范县县令迁东城兵马司。
    为官经历从宣城训导,到范县知县,最后升为东城兵马司,关于施端教的诸多资料都是如此记载,本该没有问题。但戚玾在《悼施许公兼慰匪莪明府》诗中有一句话让人产生疑问。施许是施端教的大儿子,未满二十岁,中道夭折。戚玾在该诗题下有注:“许公随任山左,未婚而殇。”“山左”是山东省的别称。“许公随任山左”,这句话是说施端教到山东省就任时,儿子施许跟随在父亲身边。为什么现有的资料中都没有施端教在山东做官的记载?史志上只记载施端教任范县知县。说起这个范县,特别有趣,它在河南省与山东省的交界处。历史上有时候归山东省管辖,有时候归河南省管辖。然而,即使它划属河南省管辖时,它的县城却仍坐落在山东省境内。范县人进县城办事,都必须跨省跨县。所以戚玾说施匪莪去范县就任,他的儿子“随任山左”,此话没有说错。
    从大面上来说,一个低级七品官的知县,加功三级而被提升为东城兵马司指挥,应该是值得庆贺的事。但对于施端教来说,他本是个文人,“长才游刃政有馀,昼理公移夜著书。”公移政事让他来做,得心应手,而要他来做武卫之事,非其所长,未免不太合适。正如戚玾在《哭施匪莪东城兵马》诗中所言:“明年内拜司城诏,入卫神京戢奸暴。文人武备非所宜,英雄颇觉天颠倒。”果不其然,后来,施闰章在施端教的《墓志铭》中所记述:“卒坐外郡盗案免官。”官被免了。这里说的“免官”而非“削职为民”,可能是免去官职,仍保留官员身份。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施闰章在《墓志铭》中就又不会写下“逾三年而君归不果,卒于官”的文字了。
    施端教的功名,从明经起用,由训导官至东城兵马司指挥,在盱眙一班友人如李枝芃、戚玾之中,已算得上翘楚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然而家庭中的不幸却让他痛彻肺腑,朋友也都为之扼腕唏嘘。
    施端教原配夫人赠孺人陈氏,为他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最小,取名许。施许在七八岁时,陈氏病故。施端教赴任,常把儿子带在身边。后来施端教娶继室宋封孺人,又生二子:于国、于朝。
    两个女儿长大了,大的许配给同郡廪生周伯士,小的许配给宣州卫汤九一。儿子施许长到十八九岁了,也已定亲。“所嗟婚姻远,未能亲结缡。”只因女家离得较远,还没完婚。可是,就在这一年,施许忽然夭折了。而在儿子夭折前不久,“弟幼姊新寡”,小女儿的女婿也刚刚去世。这个打击来得太突然了,这让施端教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在此情况下,戚玾写了《悼施许公兼慰匪莪明府》的诗,一来悼念施许,二来安慰一下老朋友。“古来才名士,元白两无儿。况有次公贤,风雅在一夔。”戚玾拿唐代的两位大才子元稹和白居易与施端教相比,说他们都无儿子。虽然你大儿子去世很不幸,可你还有个敏慧的次子。真正的人才,有一个就足够了。“小弟甫十龄,遗编聊付之。”此时的次子于国也才十岁。最后戚玾又劝老朋友:“加餐扶老健,纵酒绝忧疑。长歌聊代哭,即以寄相思。”
    然而,令谁都想不到的是,几年后,“金闺双秀雀屏开,小乔更御青鸾去。”施端教的小女儿因丈夫早逝,过度悲伤而亡。再再后来,二个小儿子也都相继未婚夭折。古人云:哀莫大于老年丧子。不难想象,此时的施端教应该是万箭穿心,悲痛欲绝。处在这种境况下,戚玾也只能选择沉默,他不好再去安慰老友了,因为任何诗句都显得苍白无力。戚玾只是在老友死后,写了《哭施匪莪东城兵马》的诗,对施端教作出中肯的评价:“哭罢花前酹一樽,凄凄秋雨赋招魂。高人不用嗟无后,万卷遗书是子孙。”
    施端教没有被一连串的打击所摧垮,他仍然一门心思地钻研学问。“宾朋满座仆夫餋,梨枣终年宦槖虚。五侯七贵高声价,问字乞言日无暇。盛名岂独震京华,意气文章动天下。”直至临死都在伏案写作。“传云无疾坐楼头,阁笔开眉一笑休。”一个七十多岁的人了,可能因为长时间集中精神,文章成写,高兴激动,突发心脏病或脑溢血而猝然身亡。
    施端教的墓志铭是施闰章执笔撰写的。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江南宣城人。晚号矩斋,后人也称施侍读,另有称施佛子。其祖、父都是理学家。他本人文章醇雅,尤工于诗,与同邑高咏等唱和,时号“宣城体”, “有燕台七子”之称,与宋琬有“南施北宋”之名,位“清初六家”之列,处“海内八大家”之中,在清初文学史上享有盛名,雄踞清初文坛十年之久。这样一位大学问人,他所结交的朋友也一定不是等闲之辈。而他不仅把施端教认做朋友,而且还称为昆弟(王荫槐《都梁耆旧诗》,《施指挥端教》题下有注:“墓碑为愚山先生撰,称昆弟焉。”)可知二人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反过来证明施端教在当时,也是一位颇具真才实学的非凡人物。
    下面,把施闰章先生所撰写的《东城兵马司指挥施君匪莪先生墓志铭》拿来与大家分享,一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施闰章的文笔,二来也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和认识施端教的人生。
    《东城兵马司指挥施君匪莪先生墓志铭》:
    游天下,士大夫同姓之能言者五六人,其来官於宣而狎游,莫如故司训匪莪先生。匪莪为人好文学,人有赠之言者,裒集不遗一字,积为大帖。其所酬赠人,皆手自书。尤喜集唐人成句为诗,切情指事,吻合浑成,工若已造,多至累数寸不倦。为宣城训导,以此馈郡邑长吏,上学使者皆礼重之。剞劂氏满官舍。用荐为范县,则载版以行。又迁而为司城,亦然。京师名人游士,酬接烦促,所善翰林编修沈公荃,同姓侍御史维翰,尤亟推引。朝贵日联,车骑就取,其书悉脱。赠不受一钱,又时觞客,坐是耗官俸尽。而是时君已老矣。
    余尝入其署,视所杀青,墙立而山积,辄调之曰:“君倦于副墨矣,独不储十一归买田邪,即归如捆载何?”君笑曰:“公勿忧,吾归载是为一庄矣。”逾三年而君归不果,卒于官。实康熙甲寅年二月七日也,年七十二。君初娶赠孺人陈氏,亡子。继宋封孺人生二子,于国、于朝,皆未婚而夭。及君卒,宋孺人携丧,载书版以归,立姓孙自重嗣于国,将葬於盱山之原。二女,长适同郡廪生周伯士,次适宣州卫汤九一。
    乙卯八月,使伯士来请铭。君训宣城好奖名士,尝葺治学宫。在范县九年嘘枯,起瘠累牍。蠲虚粮二千余石,民赖稍苏。奏绩当内召,拘限资格,迁东城兵马司,累功加三级。又贫亡援,故久不调,卒坐外郡盗案免官。君考赠承德郎,讳天民;祖竹冈翁,讳用。远祖自吴兴徙嘉定,有官博士泗州者,遂家泗之双沟。母李孺人,简经师使受业,故君承其流,亦以好词客终其身。著有《唐诗韵汇》五十卷,《集唐》十三卷,《六书指南》、《啸阁文集》等书。君讳端教,字匪莪,生明万历癸卯七月十七日,以明经高等起家云。铭曰:官不达,数之奇。修河阙,胤罔遗。所笃嗜,争纂述。篇籍繁,惧亡轶。生于泗,葬于泗。魂来归,视铭记。
    施端教死后葬于盱眙山。施闰章在《施君匪莪先生墓志铭》中已经写得很清楚:“及君卒,宋孺人携丧,载书版以归,立姓孙自重嗣于国,将葬於盱山之原。”而当时既为朋友又尊为师长又有亲戚关系的戚玾在所写的《哭施匪莪东城兵马》诗中也有描写:“草满盱山没沙府,青萍孰挂徐君土。”戚玾是当年施端教墓葬盱眙山的见证人,施匪莪死后葬在盱眙山是谁都推翻不了的。稍后一点,王荫槐《都梁耆旧诗》,《施指挥端教》诗的自注中也点了一下:“今墓旁倘有施姓数家。”可是这句话中的“墓旁”,最容易让人误解为“紧靠墓的旁边”。其实施姓住在山脚下,也叫“墓旁”。好处是这句话缩小了“盱眙山”的概念,注明此“盱眙山”是附近住有施姓人家的山。再后来见之于《盱眙县志稿·卷九人物》:“施端教……卒葬盱眙山。”
    近来看到一篇介绍施端教的文章。文中先说施端教“卒葬盱眙山”,接着后面紧赘一句:“1962年县志载:墓在治东。”
    施端教的墓在治东山口门外施家洼,与史书记载不符。中国有句老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凡办事都讲究风水,高处比低处风水好。丧葬也不例外,都想选个风水宝地,希望给儿孙带来好运。有山的地方,多不会选择平地,更不会选择洼地。也可能施端教的墓先葬在盱眙山,后来又从盱眙山迁到施家洼。但是必须有文献佐证:何年何月,何位孝子贤孙,是何原因迁墓。如果只凭臆测,就不能被当作“史实”采用。





    施端教留下的“万卷遗书”中,有《六书指南》,有《唐诗韵汇》,有《读史汉翘》和《赋镜录  明赋考》、《啸阁集古》、《啸阁文集》、《啸阁文选》等。其中《啸阁文集》、《啸阁文选》等已经失传。以下试举几书作简要介绍。

清代东城兵马司指挥施端教其人其著6224 作者:admin 帖子ID:2503

    《唐诗韵汇》:《四库全书》对其有述。“书目提要:归集部,在总集存目。该书采唐人近体诸诗,以上下平韵隶之,大抵取供集句者之用。前有王震序,称其集句为绝艺。”
    查继佐在该书序中说:“啸阁主人以为即尽录二万二千有奇。而不见为有余力能删而不轻事删,尊尼山也。主人性高,寄与造化,嬗方大块。噫!而耳目手口辄动,声自以发,即亦不自知其然,至於偶拈唐句,协为今声,则又神乎其为韵者矣。”
    林古度的序中说:“唐人之诗,千支万派,犹水之散涣靡有涯涘。施君穷搜博览,使每韵之句一旦会齐,各归其韵,如君之治民,各得其所也。别系以小传,既详既悉,后人诵之,如列指掌。 君之创立卓见,厥功钜矣,均一诗也,均一韵也,实有平险、难易之分,若江、肴、盐、咸,字数甚窄,人多避之而罕用。施君乃能求之于全唐,出入之所未见,前贤苦心得君而始著,不啻显微阐幽。施君岂非四唐诗人千百化身相聚一堂哉?”这是施匪莪先生耗时耗力倾注心血完成的编撰。
    王荫槐也有评说:“《唐诗韵汇》一书,诗归韵别,尤为集句者借资。”细细咀嚼这句话,从中品出另外一种味道:好像说《唐诗韵汇》这本书,只不过是简单的“诗归韵别”,只能为“集句者借资”罢了,对真正的诗词创作没有多大指导意义。“尤为集句者借资”,或许只是为自己写集句诗提供方便,才是编撰此书的目的吧。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轻易地否定了施端教辛苦多年的劳动成果。从这里可以看出,王荫槐对《唐诗韵汇》的评价,与他人的看法有所不同。据此推测,王荫槐对施端教本人是否也有不同的看法呢?
    《唐诗韵汇》一书于2000年12月由海南出版社影印出版。
     施端教是一位集唐诗高产作家,其《集古》十三卷,诗达三千首之多,蔚为壮观。清光绪《盱眙县志稿》评:匪莪集古诗“为诗切情,指事吻合浑成,工若己造。其《吴门怀古》云:‘上方金殿郁岧峣,却忆吴王古市朝。小院回廊春寂寂,深帘飞絮昼寥寥。千年城郭名空在,百战山河血未消。衲子不关尘世事,月明夜夜自吹箫。’《赠人》云:‘送君卮酒不成欢,竹里行㕑洗玉盘。十载乱离知己泪,百年粗粝腐儒餐。风尘荏苒音书绝,桑梓彫零故旧残。客里聊为河朔饮,暂烦宾从驻征鞍。’”这些诗都是采用唐人诗句重新组合而成,所以《四库全书》编纂官 也“称其集句为绝艺。”而其《啸阁集古》中的《春秋闺辞》更是他感情的结晶。其年家社弟张溥在《闺辞》序中说:“匪莪既遭炊臼之惨,又复不遇于时。其幽忧之感,无往不寓……虽欲不为诗歌以发抒其怆怳不可得已。寄情秋闺,托之集古,且侈以五十律,良足悲也。夫匪莪英发之年,怀济胜之具,时命不犹,雉飞匏系,何至悼念德宫之丧,如荀香令之不哭而神伤耶!嗟乎!不读匪莪炊臼集,不知其哀伤之特甚也。”虽是集古,但所表达的感情,不亚于后来汪孟棠的《秋舫吟》。
    《啸阁文选》,施闰章“书后”赞曰:“淫於书,癖於诗,皆古人之性所独也。吾兄匪莪先生兼之其於书,多所表章,卷帙充溢,常碍寝处。於古人诗博览疆纪,每一落笔,络绎奔会,常取古人佳句裒集为诗,盛傅於世。然人知其集诗,不知其能自为诗;知其工诗,不知其富於文也,是未读其全书者也。匪莪之为文,论事详核,敷词华赡而皆原本经术,振笔挥洒,浩浩焉有江河莫御之势,及其感旧怀悲唱叹之音,往往凄绝,此其为文之大略也。”
    《读史汉翘》。黄廷才为该书撰序:
    “汉翘者,《史》、《汉》中之翘中之翘然特出者也。夫班马之书多矣,深厚尔雅之文宜不止是,而匪莪先生独取全豹之一班,而标之何姬。盖昌黎云:‘记事必提其要,纂其言必钩其玄。’积迁固之笔瘞之可为塚,拾迁固之瀋疏之可为濆。世之好学而深思者,虑无不涉其藩篱,撷其英蔓矣。至若所谓玄与要者,未始见其能决剔而搜揠之也。如昔之注史汉者,以三户为楚地,指闳藉孺为一人,以又复妄发,为武帝自责之类,往往而误,矧在后之人乎?匪莪举汉文中之疑者,义实隽永而句或聱牙率笔,摘之以为学者之庸心无忽于是也。庶几赤帝氏之文章远接盘诰矣。岂谓汉文之杰出仅在于是而已哉!然吾谓不读全汉书者,虽不读汉翘可也。读《史》、《汉》而读汉翘昭然若发蒙尔。先生嘉惠来学之心,岂不浅鲜哉!”
    《四库全书》存目提要:“史部,史钞类存目。《读史汉翘》二卷,明施端教编。端教字匪莪,泗州人。是书取《史》、《汉》中字句新异者编录成帙。盖仿林越《汉隽》、洪迈《史记法语》例。然卷帙无多,分类繁琐,殊无益于考证。”
    《赋镜录  明赋考》。吴郡年家眷弟徐惺为该书题序:
    “盖余披诵施子匪莪赋镜一书,而知其力学。一敦本原,崇体要,施子固湛然经术中人哉。
    夫国家版宇恢廓,虽甚强富,未辄可讳言会计,苟是恪守成宪,下宽无艺之征,上享惟正之贡。实征起存之馀,且出以储水旱蠲免及缓急赈贷之用。周官大政,当不难再见。
    今日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垦田,定天下赋税。凡夏秋两征,赋有常额,费有常经,而统属司农,一以明万历原编为率,盖炳然令甲,更经昨履丈清厥,兼併诡寄影射书算,飞洒积弊,而诸如羡馀裁扣、加派耗赠、借库乐输常例,且厘革殆尽,是寓内苍然之福。成书具在,夫亦安用是詹詹赋镜为。虽然镜以言乎其瞩,形而目鉴也。
    施子抱治平之猷略,饫文宪之膏腴,当蓬户时即已抗志经术,矧今花阴仙令,庭空鸟下,吏去云来,抚是编而冁然有得,莫逆於怀,顾安得天下循良尽捧持鉴览,以群应圣天子临轩前席之求哉?
余与施子旧称若水交。施子声名走天下,近治范退,公之暇投余撰著,且盈尺,金薤琳琅,焜耀几案。而余独心折赋镜一书,不禁服膺三叹,意在斯乎!”
    自称 “泗滨逸史”的黄廷才在该书题序中说:
    “若夫惟正之供,先王所以事神治人者,则或反是而甚节省之,贤者有忧焉,此赋镜之为作也。镜者形在彼而照在此。施子若曰:‘古今之事居可见矣。’子舆氏有言:轻之为貉,重之为桀,均之非镜中所宜有也。夫施子方为令,奉朝廷之法,唯谨宜,无耴于是者。其意又若曰:‘非敢以为世镜,吾以自镜也,头会箕敛之患,吾知免夫。’愚不佞盖尝涉其治境,询其土风民俗歌谣,而益知之,乃乐书焉。”
    《明赋考》。考证明朝时期的赋税版籍,简明扼要,是一部珍贵的税制方面的历史资料。
    《伤寒手援》。施端教撰,二卷,成书于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上卷列伤寒脉、六经脉、六经证治、结胸、《伤寒直格》括言、辨四证类伤寒、辨温病、治四时伤寒、四时疫疠、春温等三十五篇,对伤寒脉象、六经病证治、伤寒温病的辨证论治,以及刘完素热病治法等进行了论述;下卷列论三阳病、合病并病,并载辨阴阳、汗吐下法歌、阴证阳证歌、新增病后四方、双解散主治及释义等约十七篇,对外感病辨证论治不无裨益。现存清康熙六年刻本,藏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六书指南》。一般是用来传授字形、笔画和基本字义的工具书,以启诲童蒙。如明代新野县县丞李登撰写的《六书指南》和清代温县廪生崔鸿达撰写的《音韵六书指南》,都是从文字考证的角度着笔的。那么,施端教所撰写的《六书指南》,有没有从书法角度,指导初学者掌握文字书写的技巧呢?因为该书已经失传,无从查考。
    通过以上研究考证,才知道施端教这个人广览博收,多才多艺。当年博学鸿儒施闰章先生才高眼高,他广游天下,在同姓的士大夫中,眼中只有五六人能和他说得来,而这五六个人又都不如施端教。可见施匪莪在施闰章先生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地位,说他是盱眙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才人”也不为过。
    然而,自古以来,施端教却不被后世之人所了解。如王荫槐在咏《都梁耆旧》诗中,第一写“戚县令玾”,第二才写“施指挥端教”。施匪莪比戚玾年长32岁,同时也比戚玾官大三级,反而排在戚玾之后,这岂不是明显重戚玾而轻施端教的表现吗?
    在那个以诗量才的年代,评人论事,难免会有偏颇。只因为诗写得好,王荫槐、王效成、王豫就被世人并称为“江左三王”,而戚玾和李嶟端被世称“戚李”。施端教也著有三千首之多的集唐诗,不可否认,这也属于艺术的再创造。可是世人看不起集句诗,被错误的讥讽为“文士不中实用,如画地饼,不可啖。”这可能是后人对施端教产生偏见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如施闰章所说“当途之大吏习闻其才,故多属以文辞,皆猝应之,亡难色……匪莪学该众家,位不称才,抑在散秩录入有限,而酷好刻书所至。”
    所以,谈到盱眙清代文人,人们开口闭口就是汪梦棠、戚玾、李嶟瑞、王荫槐、王效成……很少有人提及施端教。其实,施端教的综合能力,无论是为官政绩,还是《史记》、《汉书》以及诗词研究、书法艺术方面的造诣,都远在“江左三王”和“戚李”之上。施端教能与具有“南施北宋”之名和“海内八大家”之誉的施闰章先生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单凭这一点,就把戚玾、李嶟瑞、王荫槐等人比下去不止一个等次。
    最后,希望读者读过这篇文章后,能够重新认识施端教这个历史人物,并能给予他应有的评价。


参考书目:
《泗虹合志》
《盱眙县志稿》
《五河县志》
《笑门诗集》
《读史汉翘》
《赋镜录  明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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